那天的饭桌上，满、蒙、汉族的朋友聚在了一起。酒过三巡，我与来自深圳的蒙古族作家“千夫长”的话题越扯越远……聊到了科尔沁草原和他们的蒙古族先人奥巴汗，聊到了奥巴和努尔哈赤举着酒杯相互祝愿，还聊到了我们两个民族的祖先一起结盟，一起刑“白马乌牛”祭祀长生天。蒙古族和满族从那时起携手征战，八旗勇士弯刀所指，开创了大清朝的江山基业几百年。

清初的八旗兵勇士所向披靡势不可挡，但八旗建制本身并不完全是按照民族严格划分的。“民族”一词，直到民初还只是个新词儿，新概念。女真人入关后，将偌大北京城变成了一座“八旗驻防兵营”，在北京内城居住的虽然全是“旗民”，但“八旗军”的各旗中又分作满旗、蒙古旗、和汉军旗，所以名为八旗，其实是二十四旗。有了“旗籍”就是具有了大清国“军人户口”，可以按月“关饷”（发工资），但不一定都是满族（女真）人。《清史稿•兵志》云：“有清以武功定天下，太祖高皇帝崛起东方，初定旗兵制，八旗子弟人尽为兵，不啻举国皆兵焉。”大清国除了建立了满洲八旗外，且建立了有清一代的满、蒙、汉“八旗兵制度”。

八旗初建是以满洲人为主，但也把投降归顺的蒙、汉人编入旗下。开始，蒙古和汉人的数量较少，只编为佐领，后来人数渐多遂扩为旗。皇太极在天聪五年（1631年），就将满洲八旗中的汉人另编为了一支新旗军，定名为乌真昭哈，汉语名即是“汉军”的意思。天聪九年（1635年），又将蒙古察哈尔等部降众和原编在满洲八旗下的那些蒙古军兵扩编为独立的蒙古八旗军。后来又成立汉军左、右翼两旗，再分为红、黄、蓝、白四旗。到崇德七年（1642年）扩编成汉军八旗。藉此，满、蒙、汉八旗的旗色、官制全部相同一致，共同构成了清代八旗军事组织的完整体系。凡编入八旗旗籍者皆为旗人。

“辛亥革命”革了大清国的命，旗人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从吃饱了混天黑的爷，一下子跌落到靠典当家里东西过活的“三孙子”。四十年代末期自认为“旗人”的北京城居民，就是现在有案可查的所谓“满族人”。这些人涵盖了包括满洲和满洲以外所有旗籍兵户，其实这是一个新组成的“多民族复合体”。这个“复合体”的构成原因很复杂。身处上层的满蒙汉军旗人可以 “消除”掉对自己有不利因素的旗籍，回到“原属地”。

其实，下层旗人尤其是那些汉军旗人，要他们立即脱去马甲回归大汉民族，却没有那么容易。这是由于他们世代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养成了诸多与汉族老百姓不同的举止礼俗，虽然血管中还是汉族血液，但却被同宗兄弟认定为“旗人”而遭排斥和歧视。那些久居京城的蒙族旗人境况更加为难，他们也早已把家乡的“母语”丢得一干二净，虽想回归草原生活，但没有“蒙古话”作为交流平台，终不为境内父老乡亲接纳。两头儿受气的汉、蒙下层旗人，只好向“一息尚存”的满族旗人靠拢。民国时期的满族人，虽然已是日薄西山，却基于历史原因和相同的处境，非但不排斥自己的难兄难弟，还尽量和这些昔日的旧部拉关系套近乎以壮大声势——“辫子军复辟”的群众基础就出于这些“人嫌狗不待见”的下层旗人。

到十九世纪40年代末，这些祖上曾拥有旗籍八旗后人，登记为“旗人”，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女真族”后人，不过是世代吃粮当兵的“在旗兵户”，后来的人们将“八旗兵”笼统地归为满族，是把满、蒙、汉多民族组合而成的“八旗兵”混为一谈了——八旗是军队建制，而非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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