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中国社会变革最为剧烈的一个世纪，此前的中国虽然也一直在演化，但却没有脱离农耕文化的样态。在音乐文化领域，20世纪与此前最大的不同是西方专业音乐文化对中国专业音乐文化构成的影响和冲击。当西方专业音乐文化在中土被接纳的同时，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母机”接受西方模式，并形成了侧重于某些层面功能性使用的理念。

20世纪的中国音乐文化，实际形成了两个传统，一个是历史音乐文化的大传统，当下更多以非主流化的形式而存在；另一个是接受西方专业音乐教育所形成的新传统，成为以城市为中心的主流样态。前者呈现萎缩且创造性不足，后者则因主流具有创造性发展的动力。

无论是历史上的大传统还是当下的新传统，都是具有功能性的存在。功能即为功用，功能性主要是指社会功能、实用功能、审美娱乐功能、教育功能等类型。历史上的用乐涵盖了这些功能性的全部，当下所谓新传统之用乐虽然对这些功能也都有存在，却侧重后两种，有意无意对前两种功能忽略，如此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在用乐理念上形成一定程度的缺失。

历史上传统音乐文化的功能性承载也分层次，宫廷和官府用乐，当然是上述多种功能性的完满体现；民间可分为城市与乡间社会两大板块，虽然两大板块中这些用乐功能性均有体现，却是各有偏重。城市用乐侧重于后两者，乡间社会用乐侧重前两者。这并非是讲乡间社会不需要审美和娱乐，而是在体现前两种功能性的前提下完成审美欣赏、教育之功能，这一点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当下广袤的乡间社会得以认知。君不见省、地、县的诸多剧团在城里演出甚少；在乡间社会中，几乎每个乡镇都有一些非接受当下音乐教育体系培养，而是依靠班社中口传心授、主要面向民间礼俗服务的演出组织，无论是戏曲、曲艺、传统乐曲的使用多是与民间礼俗相须。如此，民间礼俗（诸如各种庙会、红白喜事、开业庆典等等）的功能性是为用乐之前提。那些民间礼俗保存相对完好的区域，传统音乐有着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礼俗消失，则音乐文化传统的生存空间便也萎缩。一般讲来，在人们心目中所指的音乐传统，更多还是指历史上积淀下来、为当下所接衍、以非主流化的形式而存在者，所谓传统遭遇现代，其实就是既有的传统和新形成的传统之间的矛盾与互动。